通常金融危機會帶來碳減排。但是事實上，金融危機對碳排放的影響并不是絕對的。

 

“碳排放與經濟密切相關，當經濟發生下滑的時候，碳排放量理所當然會有所下降。”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氣候變化科學與政策領域教授Corinne Le Quéré告訴《科學新聞》。Corinne Le Quéré同時也是英國Tyndall氣候變化研究中心負責人，該中心目前在中國復旦大學也設立了相關機構。

 

事實上，在過去的3年里剛剛發生過的，則是各國在刺激經濟復蘇的過程中政策選擇失當，反而導致二氧化碳的排放增加。

 

錯失良機

 

當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時，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也許是發展綠色產業實現減少碳排放的一大良機。

 

“首先，人們會找尋一個好的且相對安全穩定的回報。能源效率領域的投資可以保證獲得高額的市場回報。第二，經濟衰退不可能永遠存在，清潔能源可能是未來的一大朝陽行業�，F在投入的資金將會在未來有更大的受益。”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環境政策學教授Nathan E. Hultman向《科學新聞》這樣解釋。

 

“許多人將全球金融危機看作是將世界經濟朝著減少碳排放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向前進的一個機會，但是2010年碳排放的重新增長證明這一機會沒有得到充分的把握。”來自挪威國際氣候和環境研究中心的Glen Peters博士表示。

 

Corinne Le Quéré和Glen Peters于2011年12月發表在《自然》上的文章指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碳排放量暫時有所減少；但碳排放量在2010年出現反彈。

 

“全球金融危機對工業生產的影響帶來約占全球1.3%的碳減排。這個減少是出乎意料的。”全球碳項目執行董事、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的科學家Josep Canadell向《科學新聞》感嘆道。他也參與了《自然》的這一項研究。

 

在他們的工作中，科學家們對當前所有國家的排放數據都進行了統計，結果顯示當前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總量的60%，但人均排放量發達國家的數值比發展中國家大。

 

“大概有60億的人生活在發展中國家，而僅約10億的人生活在發達國家。這一點是無可厚非的”。Josep Canadell說。

 

經濟刺激政策失當

 

上述發表在《自然》上的研究顯示，對2010年全球碳排放增長起最大促進作用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中國、美國、印度、俄羅斯聯邦和歐盟。

 

接受《科學新聞》采訪的學者都表示，之所以會出現在金融危機過程中碳排放量不降反增的一大原因是各國政府所實行的經濟刺激計劃所致。

 

在Josep Canadell看來，金融危機本應該是投資綠色產業以及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并取代高耗能產業好機會，然而不幸的是，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綠色產業的投資整體下降，其中還包括許多私人投資的放緩。“也許我們錯失了一個對投資綠色技術的機會。”他感嘆道。

 

Corinne Le Quéré說，政府應該大規模投資可再生能源，這不但可以發展經濟同時還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轉型。不幸的是，這些投資被用于化石密集型產業的投資。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迎看來，之所以中國會在金融危機期間帶來大量的碳排放，是由于中國為應對金融危機所投入的四萬億元產生的影響。

 

“中國為了應對和防止GDP的下滑進行了投資刺激。這些投資主要是用于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導致對鋼材、水泥需求的增加。刺激經濟的投資熱潮可以說至今沒有退卻。”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石敏俊告訴《科學新聞》。

 

發展中國家除了出臺刺激經濟政策，大筆投資進行一些傳統行業外，還在減排的問題上“替人受過”。發達國家繼續通過國際貿易將其碳排放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在Corinne Le Quéré等人分析看來，這是導致碳排放增加的一大原因。

 

英國東英吉利大學副校長、復旦大學Tyndall中心的聯席主任Trevor Davies教授表示：“這一分析凸顯了西方國家將其二氧化碳排放‘外包’給所謂的新興經濟體的程度有了大幅的增加。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全球貿易了解碳排放的真正歸屬。”

 

Josep Canadell博士對此補充說：“全球金融危機幫助發達國家做到了它們在《京都議定書》和《哥本哈根協議》中所做的有關碳排放產出的承諾，但是其影響是短暫的而先前存在的挑戰依然存在。”

 

該研究顯示，在發展中國家國內產生但卻在西方國家消費的來自貨物貿易及服務的碳排放，從1990年的2.5%增加至2010年的16%。

 

挑戰大于機遇

 

2011年發生的歐債危機是否可以成為下一個碳減排的新機遇？

 

石敏俊表示答案并不確定。他認為此次歐債危機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衍生。而歐洲出現金融危機的原因在于其體制本來就存在著漏洞，這是一個隱患。

 

“但是也需要尋找一個經濟的增長點。不過他們已經在技術等領域走在前列，所以技術行業作為經濟增長點的潛力不大。”石敏俊說。

 

Corinne Le Quéré認為，應對新的金融危機，國際社會應該對可再生能源領域投資，比如風電和太陽能領域。各國政府應幫助培養消費市場，并鼓勵私人資本進行投資。

 

而在Josep Canadell看來，減排的關鍵在于對世界能源結構的調整。對于一些步入工業大國陣營的國家而言，這個挑戰遠比復蘇其自身工業的難度大。這些國家著眼于能夠保持經濟的增長，而巨大的挑戰在于每年如何投入大量的資金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的產業，而不僅僅是將資金從一個領域轉移到另一個。

 

事實上，經濟的復蘇主要有兩個影響因素：一方面政府應該幫助設立相應的激勵機制，減少賦稅，制定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來吸引更多的個人投資并創造新的就業崗位，這將生產更多人們有意愿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另一方面，應該將氣候變化視為不可缺失的機會，當應對氣候變化受到公民社會的大力支持，所有的工商業都考慮并對此負責的時候，收益也將如期而至。

 

“當我們將新的資金投入到新能源領域中，我們就可以將就業機會從一個行業轉換和過渡到另一個行業，將這兩方面聯系起來，就有意義了。”Josep Canadell說�！�

 

《科學新聞》 (科學新聞2012年第1期 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