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大衛·金爵士（Sir David King）一直站在應對氣候和能源挑戰的一線。
2013 年9 月，英國外交大臣欽點他為新任氣候變化特別代表。在2000~2007年擔任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期間，他積極推動各國政府需要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認識，為創建能源技術研究所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任劍橋大學唐寧學院院長，同時也是牛津大學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的創始人。因他在應對氣候和能源挑戰中所作出的杰出貢獻，2009年，他榮獲法國榮譽軍團軍官勛位。
近日，大衛·金來京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等就氣候變化風險問題，以及繼續開展氣候變化風險分析工作等問題展開討論�！犊茖W新聞》記者有幸采訪到這位長期致力于應對氣候變化與能源挑戰的推動者和建設者。
“2015年12月12日是世界歷史的一大轉折點”
去年12月12日，法國巴黎北郊的布爾歇展覽中心，法國外交部長、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主席法比尤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上落錘，標志著巴黎氣候協議的達成。
根據協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近200個締約方將以“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發達國家將繼續帶頭減排，并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幫助后者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
對于有些人而言，《巴黎協定》是一次階段性的勝利，而另一些人則質疑它是一次又一次激辯后的妥協。
對此，大衛·金表示，《巴黎協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聲明。他相信，未來，人類在回顧世界歷史時，將會承認“2015年12月12日是世界歷史的一大轉折點，所有的國家都認識到氣候變化風險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并將通過全球經濟的徹底‘去碳化’減少排放，以行動來應對這些風險”。
《巴黎協定》指出，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努力將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全球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并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
“每個國家都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自主貢獻，但這些貢獻加起來仍無法滿足將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的目標，更不要說1.5攝氏度了。這就意味著我們還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大衛·金指出。
不過在他看來，氣候治理的全球努力并不是始于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早在20年前，很多國家就開始推動氣候治理和能源轉型。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顯示，2014年可再生能源項目約占全球新增電力項目的一半，而它于2015年11月公布的《2015年全球能源展望》數據顯示，綠色能源現是僅次于煤炭的第二大電力來源，并將在15年后超過石化燃料。
“這表明，能源轉型正在進行之中，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呈現出指數級增長的趨勢。”大衛·金評價道。
《巴黎協定》的塵埃落定也為可再生能源帶來了巨大的市場機遇。
大衛·金指出，當前各國都在爭相進行能源轉型，特別是全球最大的市場——中國。這就意味著，它不僅為擁有可再生能源技術的中國公司提供了機遇，其他各國可再生能源企業也將瞄準這塊市場并帶來激烈的競爭。行業競爭和新技術的研發將會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這就會進一步加快能源轉型的速度。“因此我們很可能會發現，能源轉型的進程會比想象中要快得多。”
1.5~2攝氏度的目標，在大衛·金看來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我們早在20年前就該達成這一協議了。”他相信，隨著人們不斷認識到全球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和局勢的嚴重性，轉型的速度就會不斷加快，“我們必須要加快步伐”。
他認為，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逐漸崛起的新興力量在此當中所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因為真正的飛速發展正在這些地方實現。”
從2023年開始，該協定將每5年對全球行動總體進展進行一次盤點，以幫助各國提高力度、加強國際合作，實現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長期目標。對此，大衛·金期望，在第一次盤點時各國會提升他們的貢獻度，也會因為成本的降低等而在“去碳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順暢。
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挑戰
在巴黎氣候大會上達成的另一矚目協定，就是20個主要國家在大會剛剛拉開帷幕時所共同創立的“創新使命（Mission Innovation）”項目。
“創新使命”致力于在未來5年投入更多資源來解決氣候變化和清潔能源問題。在這一項目之下，包括中國、英國、美國和印度等在內的20個國家，承諾未來5年將清潔能源的研究與開發投資增加一倍。據了解，這20個國家在清潔能源上的投資已達到每年100億美元，占全球清潔能源研究及投資額的80%。
“該項目的目標是創造新的技術，以幫助我們實現‘去碳化’經濟的目標。這個項目每年需要投入約200億美元。”大衛·金表示，“因此我們也非常希望與中國在清潔能源產品方面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特別是在儲能技術方面。”
大衛·金在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挑戰等方面具有豐富的實踐積累。去年7月，他作為主要作者，與英國、中國、美國和印度專家共同完成并發布了《氣候變化：風險評估報告》。
“我們著重關注氣候變化對全球社會帶來的最惡劣的影響，即便它們的可能性很小，然后我們將會研究隨著氣溫的上升它的發生概率的變化。”大衛·金告訴記者。
比方說，隨著氣溫的上升，江蘇省的水稻歉收就可能從很低的發生概率迅速上升。“如果這個風險概率大于1%，那就意味著它是真正可能發生的風險，這將會對中國的糧食安全帶來嚴重的后果。”再例如，如果夏季溫度過高，濕度大的話，戶外工作者的死亡率就會大幅上升。
未來，中英雙方將會在氣候變化風險評估下的三個領域優先開展合作研究：全球排放；氣候變化帶來的直接風險；氣候變化與復雜的人類系統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系統性風險。
此外，在中英關系步入“黃金時代”之后，兩國也將在城市再生、智慧城市發展等方面展開進一步合作。據 大衛·金介紹，英國新建于倫敦市中心綠色建筑內的“未來城市中心”組織正在與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合作，解決城市再生問題。
“在接下來的三十年，我們會看到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城市發展階段。我們如何解決城市發展，是2050年前一個非常關鍵的任務。城市發展必須要將著力點放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類的福祉、低碳經濟以及可持續性。”大衛·金表示。
英國積極承擔歷史重任
早在巴黎氣候大會之前，不少國家就已經為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挑戰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英國就是其中之一。
據大衛·金介紹，英國國內二氧化碳排放已經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了29%，而預計這一數字將在2028年達到52%。“這意味著英國的能源體系已經轉為低碳能源體系。
面向全球，英國面向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氣候恢復、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等方面的國際援助預算也達到全球領先水平，占英國GDP的0.7%（每年約為180億美元）。
此外，在減緩氣候變化、跳躍式轉向低碳能源的努力中，英國創設了“能源非洲（Energy Africa）”項目。并與同時創立的美國“電力非洲（Power Africa）”項目結合，與非洲政府展開合作，為非洲國家所有電網不覆蓋的地區提供清潔的能源與電力，讓從未使用過電力的非洲村莊架設太陽能電池板、微電網等清潔能源技術。該項目計劃于2030年完成，覆蓋6.2億人群。
“氣候變化是逼近全球所有人的災難，如果我們不加控制的話，沒有人可以從氣候變化的危害中逃脫出來。因此我們必須盡快采取行動。”他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