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血液制品具有戰略安全價值，是具有特殊性質的高風險產業。
血液制品是以人體血液為原料，采用生物學工藝或分離純化技術制備的生物活性制劑。一般而言，血液制品主要可以分為人血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以凝血因子為代表的相關產品。
隨著近年來血液制品的快速發展，加快了對原料血漿的需求，血液制品行業普遍呈現出供需失衡的緊張局面。
不僅如此，血液制品安全事件在各國相繼發生，各國政府出臺了各項監管政策，加大行業治理力度，對血液制品行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目前全球僅剩下約20家（除中國外）血液制品企業。其中CSL、Baxter、Grifols、Octapharma等幾家大型企業就已占有全球血液制品市場的80%左右。
對于血液制品企業的發展來說，漿量越多，規模效應越明顯。但是健康人血漿是稀缺資源，來源受限，因此開發出的產品數量越多，血漿綜合利用率就越高，噸漿利潤也越多，企業的綜合競爭力就越強。
“每一種產品工藝的研發成功，正是在原有生產基礎上的‘變廢為寶’。”從事血液制品研究開發的業內人士表示。
“自給自足”仍是夢
我國血液制品行業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漸成規模。目前國內共有32家血液制品生產企業（含1家被收回證書，3家被取締GMP證書），正常生產的僅20余家，血漿采集250噸以上的企業僅有上海萊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華蘭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業，行業較為分散。
與國內相比，國外血液制品行業由于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發展，并購貫穿著行業發展主線，規模效應、寡頭壟斷格局凸顯。在國家職能部門和行業協會的嚴格監管下，歐美國家允許原料血漿和血液制品的進出口，供需處于相對平衡，行業已進入較為成熟的發展階段。
從血漿綜合利用度來看，國內血液制品企業生產水平參差不齊，血漿綜合利用度偏低，經濟收益率遠低于發達國家。國內企業每百噸血漿創造約1.5億元的利潤，而國外每百噸血漿可創造9億元左右的利潤。
再來看產品品種。國外大型企業目前已經從人血漿中分離出30種左右的產品，其中凝血因子類占主導地位。除了國內現有的品種外，還有人凝血因子IX、XIII，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等，球蛋白類產品多達十幾種。
反觀國內，最先進的企業最多只能分離出11種產品，一般的只有3~6種，且以人血白蛋白為主導。像利潤率低、技術要求高的產品，比如凝血因子類產品，則甚少有企業生產，且每年產量很少。而這類產品很多都沒有替代品，所以一旦出現短缺，相關患者就有性命之虞。
產品品種的差異往往取決于血漿分離技術的先進性。血液制品血漿蛋白的分離主要采用低溫乙醇法，并部分結合柱層析純化的方法。與低溫乙醇法相比，層析法對血液制品的優勢主要體現產量的提高和產品種類的增加上。
目前，國外最為普遍的是采用低溫乙醇法（美國的生產廠家多以改良的低溫乙醇Cohn6法為基礎，歐洲的生產廠家則以N-K法為基礎來組織生產）結合柱層析純化的方法，甚至在生產的全過程采用層析法。
比如，CSL公司實現了低溫乙醇工藝結合層析工藝的產業化生產，完全實行自動化控制，成為全球最大的層析法生產的白蛋白基地，其產品純度可達到99. 5%。
國內雖然也對層析工藝進行了一定的研究，比如上海萊士、華蘭生物、綠十字等企業，也有一些企業將層析技術運用到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主要產品的純化中，但是卻沒有一家企業在生產的全過程中采用層析法。
自1975年起，世界衛生組織就倡導每一個國家的血液及其衍生產品應該自給自足。然而到目前為止，在全血、血漿和血液產品上實現真正意義自給自足的國家只有美國。
在當前我國原料血漿供應持續緊張、分離提取技術有限、血液制品價格居于高位的情況下，本屬于高科技領域的血液制品企業無奈地成為資源型企業，誰擁有更多的漿站、獲取更多的原料血漿，就能獲得更大的生產與發展空間。
在血液制品自給自足的道路上，我們已越走越遠。
研發力亟需政策“升級”
自2001年起，國家就不再批準新的血液制品生產企業。血液制品行業因此具有了特有的封閉性，在某種程度上看似是享受“特殊待遇”。
綠十字（中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質量保證室總監楊雪瑤向《科學新聞》介紹，目前行業內32家企業，絕大多數都以人血白蛋白和靜注人免疫球蛋白為主要產品。市場上對這類藥品的需求量很大，盈利比較明顯，“支撐企業的生存是沒有問題的”。
換句話說，企業即便沒有很強的研發能力，“粗放式”的生產依然可以參與市場并謀取“暴利”，整個行業仿佛都處于養尊處優的狀態。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業內人士向記者吐露了企業的種種無奈。
由于歷史原因，“高監管”一直是血液制品行業受到的“特別優待”。
為了強化監管，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新的舉措和法規，如駐廠監督員制度、實名身份證識別、指紋/條形碼甄別、更換新供漿證、嚴格的屬地化管理、采漿全程視頻監控、所有成品批簽發制度、單采漿站GMP管理規范以及血漿窗口期追溯篩選等。
這些法規在規范與凈化行業、市場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也給血液制品企業的發展帶來了一定影響。比如，政策規定血漿在一個企業使用過就不能繼續在其它血液制品企業使用，且同一集團企業和不同企業之間就生產組分進行轉移和/或委托加工的政策尚未明確。這樣一來，缺乏足夠提取技術的企業的血漿利用率很低，制約著血液制品的綜合利用。
不僅如此，繁瑣的審批程序也令企業望而卻步。本來血液制品的新品種研發就面臨著創新投資大、周期長、風險高等因素，再加上對技術革新要求高，監管異常嚴，比如企業由于GMP改造，估計就有幾年不能正常生產。不光對一些主要設備、工藝參數有極為嚴格的標準，甚至一些很微小的變化都要進行監督審批。對此，血液制品企業感到很無奈。
與國內不同的是，國外對企業的研發更多表現為鼓勵與扶持。比如在澳大利亞，血液制品都是由政府投資，免費提供給病人，且每年的費用投入增長率為11%。還有相當一部分政府機構與學術團體，為保證血液制品的質量提供技術支持。
成本居高不下也成為企業研發動力不足的掣肘。
不同于普通藥品生產，血液制品生產成本中原材料成本的比重占到總成本的65%~80%（而普通藥品僅占10%~20%）。這不僅是因為漿源有限，需要給予獻漿員一定的經濟補償，也是因為嚴格的行業質控使得漿站運營費用及血漿處理費用居高不下。
盡管困難重重，但是仍有一些企業主動尋求突破，逆流而上，在研發的道路上披荊斬棘。
上海萊士、華蘭生物等龍頭血液制品企業在擴大漿源總量的同時，積極研發血液制品新品種；華北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已成功研發出重組產品的下游原料；云南沃森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等通過并購介入血液制品行業后，帶來了強大的后續研發和技術儲備能力。
以載脂蛋白（APOAI）為例，作為一項國際領域的創新，目前國外僅有一兩家企業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發。
從2006年起，上海萊士研發團隊就開始研發載脂蛋白的制備。目前已經進入動物試驗階段，并獲得了多項發明專利。
“簡單地說，用了這種產品，因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導致需要安裝支架的可能性要降低。”上海萊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陸暉博士介紹，安裝支架后除了需長期服藥治療外，還存在再堵塞的風險。載脂蛋白對于預防、治療因動脈粥樣硬化引起的心血管、腦血管等疾病有很好的效果。
“在產品研發方面，我們所關注的就是國內沒有的、且關系我國重大疾病的藥品開發。”陸暉表示。
產品線是否豐富，決定了血液制品企業是否具備進一步增強競爭實力的基礎。
然而，在血漿量有限的當下，企業除了加快自身的技術研發，更迫切的是需要主管部門引導并促進有生產條件的企業之間實現技術轉移，尤其是那些長期短缺的產品，以盡可能地提高血漿的綜合利用率，保障短缺產品的供應，促進行業內部的資源整合。
不可觸及的“安全紅線”
與其他藥物不同，血液制品的研發涉及的內容層面很多，每一個品種的開發都必然涉及到原料血漿的合法來源及病毒去除/滅活的研究。也就是說，每個血液制品企業必須要把安全性放在首位。
從最初的原料血漿采集、檢測，到除菌和消毒工藝，再到病毒去除/滅活措施，最后到產品放行環節的風險控制，安全防控貫穿始終。
對血液制品產業源頭的漿站的管理，國家主要通過對漿站的GMP認證、漿點的安全措施及全自動單采血采漿機的使用、窗口期追溯檢疫、病毒安全檢測等方面作出相應的規定，最大限度地把好第一道門檻。
在從血漿到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便引入病毒滅活工藝。在滅活技術中，對于白蛋白普遍采用巴氏法是最為理想的滅活方法，即在適當保護參與下，對白蛋白溶液進行60℃、10小時的處理。
對于其它制品，則根據制品的不同特性采用SD處理法、低pH溫育法、干熱法或β-P/UV法等。
為了保證滅活的完善，除巴氏滅活法外，在采用其它方法時，傾向于采取雙滅活措施，力求脂包膜病毒、非脂包膜病毒或細小病毒都能夠被滅活。
從人體來，再回到人體，對血液制品的安全無論要求多高都不為過。上海萊士便是血液制品行業中的“安全模范”。
在血漿采集時，上海萊士在身份認證方面進行多重識別，除了獻漿員基本的信息管理之外，還采用掌紋掌靜脈識別。通過紅外線識別掌靜脈紋路，漿源源頭安全性更高。
在生產安全性方面，上海萊士是國內唯一采用PCR技術對原料血漿、中間產品、終產品進行HBV-DNA、HCV-RNA、HIV-RNA病毒檢測的企業。從血漿到成品，國家規定進行3次病毒檢測，而上海萊士則要經過8次病毒檢測。
正是這樣嚴格的質檢程序，保證了公司產品的安全性。到目前為止，上海萊士的產品從未出過一起安全事故。“我們首先考慮的就是安全性。”上海萊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技術審計及項目總監夏志高博士說。
對安全嚴苛，就是對生命負責。以“生命線”作為運行與發展的預設，不僅是血液制品企業肩負的社會責任，更是其努力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