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科技與學術傳統逐漸向中國傳播，中國近代學術蓬勃興起，考古學等學科應運而生。中國科技史學科的建制化整體上晚于考古學，因此在其發展過程中多有借助考古學相對更成熟的力量。
竺可楨是中國科技史早期建制化的主要人物。除了創建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和組織中國科學史的學科規劃以外，他還身體力行，撰寫科技史論文，參加國際學術交流。他在《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上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是典型的科技史學術論文，從文獻考證到實地觀測，中外最新科技和考古資料都為其所用，旁征博引，堪稱經典之作。
考古學家夏鼐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技史家。他早在1945年即與李儼相識，后與王振鐸、席澤宗等交往密切。他不僅親自撰寫有關科技史方面的文章，懂得利用考古學的資料解讀科技史的問題；同時也注意應用科技史的知識，為考古學提出研究方向和解決問題。他創作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史論文，發表在文物考古雜志上。1979年結集出版的《考古學與科技史》論文集，影響了一代考古學家和科技史家。夏鼐對中國科技史工作投入了極大的熱情，特別是在天文學史、冶金史、陶瓷史、紡織史、度量衡史等領域，還積極參加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的創建等活動。
夏鼐與柯俊兩位先生的交往在科技史與考古學界傳為美談。20世紀70年代兩人因河北藁城出土商代鐵刃銅鉞聯系在一起，柯俊鑒定得到隕鐵的結果，推翻了中國商代發明冶鐵術的說法，得到夏鼐先生的充分肯定。另一件轟動的事情是西晉周處墓出土“鋁片”的鑒定，柯俊鑒定認為“鋁片”與現代鋁接近而不是古代生產的。1977年這一鑒定報告出來后，柯俊覺得會對之前鑒定工作的同志們產生負面影響，便與夏鼐商議不再發表，而是在夏鼐發表文章的腳注中加以說明。這一“冷處理”，體現了前輩們崇高的境界，并將對科學的嚴謹、對他人的尊重和對中國考古學界聲譽的維護統一起來了。
此后，以柯俊為首的冶金史團隊，連續發表了一批關于中國早期銅冶金、鐵冶金的重要論著，在國際上享有盛譽。柯俊本人也從一位著名的材料科學家變身為科學技術史家，還擔任第二屆、第三屆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長，積極拓展中國科技史界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將中國的研究成果推介到世界上去。
考古學與科技史的一個重要的結合點，就是催生出科技考古這個研究方向。夏鼐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首先引進自然科學的專家仇士華等開創了中國碳十四測年的研究，也積極支持以周仁先生為代表的陶瓷史團隊和以柯俊先生為代表的冶金史團隊，衍生出陶瓷考古和冶金考古兩個分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碳十四測年、陶瓷考古、冶金考古是中國科技考古最重要的三個部分。
1988年5月，全國第一次實驗室考古學術討論會在廣西南寧舉行；1989年10月，全國第二次實驗室考古學術討論會在安徽合肥召開。在這兩次會議上，一批對考古發掘出土資料和文物進行自然科學研究的學者聚集到一起，迫切希望能夠有自己的學術組織，同時也對這個新興研究領域的學科屬性與定名進行了討論。1991年4月，在河南鄭州召開的第三屆科技考古學術討論會期間，正式將會議名稱的“實驗室考古”改為了“科技考古”，并宣布成立中國科技考古學會（籌），柯俊當選為理事長。
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科技史與考古學的結合更加緊密。自然科學技術的理論和方法進入考古領域，實物遺存的潛在信息便逐步被揭示出來，學術難題不斷被攻破，屢有重要成果問世。2015年，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正式成立了科技考古專業委員會。與此同時，中國考古學會也相繼成立了多個科技考古相關的專業委員會，如動物考古、植物考古、人類骨骼考古、新興技術考古都設立了各自的專業委員會。
隨著學科的發展，原來科技考古定位模糊的面貌逐漸改善，科技考古在科技史、考古學中的定位也表現出不同的取向：科技史中的科技考古要解決的是科技史的問題，是以古代物質材料為研究對象來探討科學知識和技術的起源、演變與發展規律；而考古學中的科技考古更關心的是考古學的問題，是用現代科技手段來研究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物質資料。雖然所屬學科不同，但殊途同歸，反映出學科交叉的無限魅力。
從歷史上看，中國科技史與考古學有著天然的聯系，很多研究方向得益于考古學的發展。反過來看，科技史對考古學也有很多貢獻，不僅提出了許多值得研究的新問題，也在方法上增添了更多的自然科學研究手段，使得考古學顯得更“科學”。科技史研究需要考古學的新材料、新證據，科技史家總是推崇和依賴考古學的成果，如果說科技史是學術思想之“學”，考古學可算作是獲取學術思想之“術”；考古學對科技史的問題導向目前似乎缺少足夠的關注，盡管考古學對科技考古的容納和依賴與日俱增，但也主要是作為一種方法或工具來看待。
經過多年的學科發展，學術界有了更成熟的思考，專業更精細化以后帶來的是高筑的學術壁壘。科技史在保持原來自然科學理性思想的同時，也正發生其人文學科轉向，已經走到更關注人類生存發展的環境，更關注歷史背后的社會文化背景了。考古學在經過“新考古學”洗禮后，加速了自然科學化的道路，科技考古已經融入考古學中成為工具性的技術手段，同時也在不斷追求大格局，尋找其學術思想史應有之地位。
新時期的科技史能夠給考古學帶來什么樣的啟示，如何不僅立其“學”也助其“術”，這是值得更多思考和期待的。相信在更廣闊的空間里，中國科技史與考古學能夠琴瑟和鳴，再奏笑傲江湖，共建中國學術研究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