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儼先生是中國數學史研究的奠基人，中國科學史事業的開拓者，也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創建者之一，更是一位令后輩仰望的大師。
1892年，先生出生于福州的一個舉人家庭。早年他求學于唐山路礦學堂，1913年投身鐵路工作，曾任隴海鐵路副總工程師。在工作之余，四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國算學史的研究。
1955年調入北京，同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擔任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首任主任，直至1963年去世。他一生筆耕不輟，勤奮寫作，撰寫論文百余篇，出版《中國算學史》《中算史論叢》《中國數學大綱》《中算家的內插法研究》《十三、四世紀中國民間數學》等多部論著，著作等身，在科學史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目前所知最早的先生手稿是寫于1916年12月的“中國數學史”，該文1919年以《中國數學源流考略》為題，刊于《北京大學月刊》，在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錢寶琮先生研究中國數學史即受此文影響。先生最早發表的文章則是1917年2月刊于《科學》雜志的“中國算學史余錄”一文，距今恰好一百年。通過閱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藏先生往來書信，更加景仰其道德文章、治學方法和精神。
先生之所以從事數學史研究，和很多前輩科技史家一樣，是發自內心的愛國情懷。他曾說：“我看過一篇日本人述說中國數學的論文，十分感動和慚愧，以為中國人如此不肖，本國科學（特別是數學）的成就自己都不知道，還讓他們去說，因立志同時要修治中算史。”他提到的日本人，可能就是三上義夫。三上是著名的日本數學史家，早于先生數年即對中國古代數學有過研究，并與美國數學史家D. E. Smith合作撰寫過中日數學史的著作。1913年，三上義夫在《數學雜志》發表的關于《楊輝算法》的研究文章影響了先生，就在第二年，兩人開始了通信。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才能跟上時代學術的新潮流，能夠進入這個潮流，叫“預流”，否則叫“不入流”。李儼先生的治學之路，可以稱得上是一條“預流”之路。作為一位真正的學術“預流者”，他不僅致力于殷墟甲骨、敦煌文獻、明清檔案、文集、家譜、地方文獻的研究，對日本、越南，乃至英國、法國、梵蒂岡、美國等地保存的中文、滿文、西文文獻也都頗為關注。
先生的成功不僅在于能夠“預流”，還體現在他能夠廣交中外學友，互通學術信息。與他交往的朋友有張崧年（即張申府）、蔣夢麟、陳寅恪、吳宓、曾遠榮、錢寶琮、張蔭麟、章用、袁同禮、向達、王重民、鄧衍林、劉國鈞、翁文灝、范壽康、裘沖曼、嚴敦杰等諸多學界名流，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與張申府和章用的交往。
張申府是中國近代著名學者，最早將數理邏輯介紹進中國，與羅素、薩頓均有往來。自1917年起，他與李儼先生多有往來，通信達20年之久，所幸書信得以保留至今。從書信中我們看到，除了學術交流，他還幫助李儼先生采購古代算學著作，如現藏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康熙時代數學著作《算法纂要總綱》即由他代為購買。
而章用則是章士釗之子，早年留學哥廷根大學，精通多種語言，20余歲即任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教授，惜于29歲英年早逝，竺可楨在紀念會上稱“其學問淵博，儕輩無匹”。因拜讀李儼先生的數學史文章，仰慕其學術，故與之通信，仍有很多書信保留至今。
先生與陳寅恪的交往也值得我們關注。陳寅恪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過“《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一文，考訂出利瑪竇之師丁先生（Clavius）之姓“丁”的起源，并指出《幾何原本》明末刻本與康熙本底本不同，文中有“據李儼君所言”等語，即為兩人交往的明證�，F存信件同樣說明陳氏研究此書與先生有直接關系，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正是通過李儼先生，提議由陳寅恪研究滿文《幾何原本》。更有意思的是，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還藏有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油印稿，上有“敬求教正”字樣，當是陳先生贈予先生，是現存王國維挽詞的最早版本，頗為珍貴。
先生還與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有間接交往。他通過北大校長蔣夢麟與伯希和聯絡，希望伯氏協助復制劍橋大學所藏《永樂大典》和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算書，伯希和欣然應允，并很快復制寄達。先生交友廣泛，與很多國際學者建立了聯系，除日本的三上義夫、美國的D. E. Smith、法國的伯希和之外，他還和小倉金之助、藪內清、英國的李約瑟和印度的Datta有來往。
注重史料的系統發掘是先生治學的另一個重要特征。1918~1941年間，他在世界范圍內收集古算書和明清中西交流史料，不僅對清代疇人史料進行了廣泛調查，征訪數學家后裔，甚至刊登廣告，征集數學史書籍，試圖完成宏偉的《中國算學史》撰寫計劃。工作之余，他遍訪各地圖書館，還通過友人在世界各國圖書館收集資料。“研治學術，首重圖書”“編錄史事，首重資料”，這是先生治史方法的很好概括。1937年，他在《出版周刊》上發表“怎樣研究中國算學史”一文，認為研治中算史之方法不外以下幾個步驟：第一勤治西算，第二閱讀書籍，第三選定題目，第四整理舊文。其學術活動充分踐行了自己的治學方法，在很短的時間內，在《科學》《學藝》《圖書館學季刊》等期刊發表了許多高質量的論文，引起了學界同行的廣泛關注。
先生不僅有著細致的史料工夫，還擁有廣闊的視野。他搜羅中外學術信息，廣泛閱讀國內、日本、歐美科學史刊物，乃至國際上重要的科學史著作，以比較科學史的視野研究唐代與印度的歷算交流、元代與伊斯蘭、明清之際與歐洲科學的交流。1935~1937年，王重民訪問歐洲期間，就受其所托，復制耶穌會士相關著作，其中包括《崇正必辨》《熙朝定案》等書。從治史方法上看，先生上承乾嘉學風，“引而不發”。20世紀儒學大師馬一浮曾說過：“說理須是無一句無來歷，作詩須是無一字無來歷，學書須是無一筆無來歷，方能入雅。”先生治學嚴謹，其論著字字千金，可當此論。其學術成就，不僅傲視中國數學史界，也雄踞中國科學史界、東亞科學史界，更在中國史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他是20世紀當之無愧的最杰出的中國科學史家，篳路藍縷，功不可沒。
不同的科學史家，往往有不同的學術風格。通過對先生往來書信的整理和解讀，后輩學人可進一步研究和發掘他的治學之路和學術思想�？v觀百年中國數學史學史道路，先生永遠是難于逾越的高峰。學術研究即便新方法新路徑層出不窮，但先生開創的范式，將是永恒的范式，歷久彌新，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之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后輩時刻銘記，不敢或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