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是人類的偉大創造，業已成為文明的基礎，同時也背負了當代社會危機的原罪。人類倚重科學，擺脫了對于大自然的恐懼，卻又陷入了對于“科學的”技術的崇拜，因而直面利弊選擇的困境�？茖W在未來文明中將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解讀其歷史或許有助于我們的探索，歷史這面鏡子可將現在的眼光反射成未來之像。
科學的歷史——科學重大進展的歷程，包括科學的誕生及其發育成長的演化特征。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科學，誕生在16世紀和17世紀之際的歐洲，其思想源頭被歷史學家追溯到古希臘文明，并因而有所謂“古代科學”之說。隨著歐洲人殖民活動的擴大，科學漸次傳播到全世界。起源于歐洲的科學被各文明接納、移植和本土化，而成為世界科學。
科學的誕生是文化史上的一個小概率事件。文明的沖突—融合在歐洲的大地上播撒了科學的種子——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的數學主義、亞里士多德的邏輯主義和源于東方煉金術的羅杰·培根的實驗主義。這三個傳統之間的相互作用，涌現出“科學”這種自然哲學研究的新方式，并且內在地影響著其發育成長的特征。
科學成果統計所呈現的周期性波動，大體對應于科學發育成長的階段性特征，即科學的誕生及其數學化、實驗化、理論化、工程化。這些整體性特征的相繼突現，又恰與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契合，即從意大利到英國、繼之法國、經由德國、再而美國。
丹皮爾—惠商最早使用“世界科學中心”概念（1929），其后又有貝爾納描述了歷史上的科學活動中心（1954），湯淺光朝發現了科學中心轉移的周期律（1962）,蔣志以統計理論給予說明（1984）。
科學中心的形成和轉移，乃歷史機遇和社會條件的巧合，可遇而不可求。作為科學土壤的思想文化環境，在意大利是文藝復興，在英國是清教主義，在法國是啟蒙運動，在德國是哲學革命，在美國是自由主義傳統。
科學誕生的標志是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貢獻的研究方式——假說演繹法，即通過關鍵性的觀察和實驗去了解廣泛、深刻、簡單而又清晰不變的數學原理，然后借助于數學演繹從這些基本原理導出新的自然定律。這其中的數學、實驗和邏輯作為“科學基因”的構成要素，決定著科學的發育和成長。
科學的數學化以英國為中心興起，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687）為其標志，影響而及佩第的《政治算術》（1632）和斯賓諾莎的《用幾何學方法論證的倫理學》（1677）。數學原理取代思辨原理，大自然的祛魅遮掩了人性世界，忽視了價值關懷。
科學的實驗化以法國為中心興起，拉瓦錫的《化學概論》（1789）為其標志�；瘜W革命的風暴推動了實驗哲學領域的擴展，孟德爾開始了他歷時八年的豌豆遺傳實驗（1856），馮特開創了實驗心理學（1862）�？煽貙嶒灥男ЯχL了人類征服自然界的野心。
科學的理論化以德國為中心興起，以統計力學、相對論、量子論的創立為標志，在這三個領域都有卓越貢獻的物理學革命的旗手愛因斯坦被理論科學家們視為榜樣。以微觀說明宏觀的還原論綱領，與倫理世界像對立的科學世界像，在邏輯上否定了人的自主性。
科學的工程化以美國為中心興起，以大科學工程為標志，其典型為曼哈頓計劃（1942~1945）、阿波羅計劃（1961~1972）、人類基因組計劃（1990~2003）。科學工程負載之價值所吸引的資本促成“科學—技術—工程—產業”的鏈接。文特爾以其基因公司挑戰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讓我們看到了科學與資本結盟的瘋狂。
當代科學背負三大原罪，即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科學預測和技術評估的困難、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發展的不平衡，這根源于“科學基因”的缺陷。“數學”能使科學知識精確，“實驗”能使科學知識可靠，“邏輯”能使科學知識系統，但它們不能保證科學知識造福人類。
對于作為理性事業的科學，從理性結構分析，其“基因缺陷”乃價值理性的缺失。按韋伯的理性二分法，理性可區分為求善的價值理性和求真的工具理性�？茖W理性局限于求真的工具理性，長期以來把價值問題的理性思考推給外部社會，忽視了對人性世界的關懷。
善與惡根源于人類兼具自然與文化的二重性，即人類既屬于自然又屬于文化。作為自然演化的偶然產物，人類屬于自然；而作為文化的自覺創造者，人類屬于文化。自然是人類的生存條件，文化是人類的生存方式。文化本質上是反自然的，即人類以反抗自然求生存。文化的反自然必殃及人的自然，人類永遠掙扎在自然與文化的夾縫之中。
科學需要理性重建，引入價值理性，以平衡工具理性�？茖W道德問題始終與科學形影相隨，近些年來陌生的科學倫理學才受到較多的關注。為使科學造福人類，不僅需要倫理規范引導，還應有理論的價值論證。在科學推理的格式中，作為推理的前提，除規律陳述集Li和條件描述集Ci而外，還應引入價值選擇集Vi。
對于科學理性的質疑由來已久，在16世紀有阿格里帕的《論科學和技藝的無益和不可靠》（1530），在17世紀有彌爾頓的《失樂園》（1665），在18世紀有盧梭的《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于敦風化俗？》（1750），在19世紀有尼采的《快樂的科學》（1882），在20世紀有胡塞爾的《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1954），在21世紀有溫伯格的《大科學的危機》（2012）。
科學不單是科學家們的事，公眾對科學的切身感受不容忽視。對某一科學領域的發展做出令人滿意的評價，并不總是需要對整個科學領域都很內行。那些并不奢望自己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的人，他們的良心和見識對正確評價科學上的成就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