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鐸先生是我讀研究生時的業師，他字天木，人們多敬稱他為天木先生。
天木先生原籍遼寧海城，1911年7月2日于河北保定出生。他的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后從軍，曾任都統并參與保定軍官學堂的籌建。他的父親王宗璽以機械學見長，曾任修械所技師和上海龍華兵工廠幫辦，家中自置自制機械裝備。天木師自幼耳聞目濡參與手工勞動及機器操作，有良好的木工、鉗工功底，還自學機械制圖，自制銑床和牛頭刨。這為他日后從事古代科技器械的復原、制作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1934年，天木先生來到北京，經顧頡剛和容庚推薦入燕京大學修習史學，受教于鄧之誠、鄭振鐸、郭紹虞、譚其驤等名師，同學中有侯仁之、周一良等。1935年參加禹貢學會和中國考古學社；受北平研究院委托設計制作車模，同時完成指南車、記里鼓車的復原和撰著。“七七事變”后南下，由傅斯年介紹到中央博物院工程館籌備處任助理研究員。1938年經香港轉道越南抵達昆明，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漢代車制。1939年轉任設計專員，制作多種漢代車輛模型。
1941年隨籌備處內遷至李莊，6年間完成《考工記》車制研究，磁針發明史料的搜集及實驗，參與王建墓的發掘和制作司南模型。雖生活清苦卻意氣風發，碩果累累，經常來往的有李濟、梁思永、胡厚宣、蘇秉琦、傅斯年、龐董琴等大家。所作日記有云：“又漏雨了，將陳的傘張在帳頂上。”告李濟先生“不計較待遇如何，逢此時代，國家百艱，有飯吃即可也”“住西南聯大工學院，未有帳子，蚊子太多，一夜未合眼”……據他自述，平生未鬻字，但窘迫時曾不得已為人治印以貼補家用。
1946年底離李莊，翌年夏和夏鼐同赴溫州考察航海羅盤的制作和使用，在北平研究院用天然磁石制作司南，得到馬大猷的幫助，同年秋回到南京中央博物院。1950年調國家文物局，負責全國博物館的籌建和陳列設計。為此，天木先生曾親自設計了多種組合式、櫥式陳列設備，為眾多博物館采用。1956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先后培養了周世德、華覺明兩位研究生。1962年任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副所長。“文革”期間曾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判和到五七干校勞動，1972年回北京籌備文物出國展覽，同年因心肌梗塞住院。1980~1985年任中國博物館協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歷史博物館顧問。1989年將平生所撰主要論文結集為《科技考古論叢》出版。1991年因突發心肌梗塞謝世，終年81歲。
我是1964年夏考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師從天木師的。入學時的專業方向是中國兵器史，旋即改為礦業史。這是先生考慮到我的機械工程根底和個人志趣主動為我更改的。報到之后，時為助理研究員的席澤宗先生帶我去沙灘紅樓見老師。很大的桌子上放著成疊的圖紙，那是天木先生早年考察北方大車、獨輪車所繪，極精細且具古風，與通常的機械制圖迥然不同，使我大開眼界，原來工程圖還可以這么畫的。坐定之后，他開口便說，招你做研究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主，是和夏鼐先生商量過的。你的文章（指《考古學報》1960年發表的戰國西漢鐵器金相考察報告）寫得不錯，要多讀書，多做實驗，多往下面跑。
紅樓一別，旋即按康生“滾一身泥巴”的指令，到安徽壽縣四清。一年后回所做課題，選擇拔蠟法復原研究兼檢測河南南陽所出漢代鐵器，均得到天木師的首肯。未幾，“文化大革命”鋪天塞地而來，我也愚蠢地卷了進去。1969年夏，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天木師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我們都住在東四頭條，我在一號，他在西邊的文化部大院。形格勢禁，無法來往，但見面時仍相互致意，我稱“王先生好！”他回稱“您好！”擔心與關注盡在片言只語之中。
1972年從河南明港干�；貋�，天木先生因籌備出國文展，也從文化部咸寧干�；鼐�，和夏鼐先生共同為文物博物館事業的復蘇而忙碌。其時，“斗批改”已歇菜，政情稍弛，我便不時去他家請教、閑聊。他對時事常有貶斥，例如評法批儒之類。因帽子還被人拿著，我不但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且不得在本所圖書館借書。于是，只好從先生處借閱，又請黃展岳等老友從考古所借中外書刊，還憑戶口本到王府井大街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閱覽室讀架上的類書和參考書，用免費提供的借閱單背面作卡片。我師從天木師多年，他從沒給我講過課。他認為一個人讀了近二十年的書，已有自學的能力，還用得著別人給講課嗎？我大抵每二三周去他家一次，因他工作忙，不敢多打擾。每次去他必親自為我沏茶，有時還拿一些水果、點心款待我這個窮學生（80年代開始發稿費，之前我去老師家從不帶禮物，反倒是有時他從外面回來，路過我住的一號大院，給我點水果、食品，請我陪他去洗澡也是他付錢）。然后坐下來，海闊天空、漫無邊際作終夕之談。臨走時，還必定起身送我到門口。
那是1976年的秋天，我才獲準恢復研究工作，正起勁地寫《漢代疊鑄》一書和《河南漢代冶鐵技術初探》一文。在王先生家也讀到了這些事，主題還是古代鋼鐵技術。有一回，談話中間王先生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意思是：你是不是還可以做一點青銅器方面的工作��？我那時正熱衷于鋼鐵技術的研究，先生的話聽到了，但沒聽進去。過不多久，先生再一次提醒我，鄭重地說：商周青銅器可是重要，你是不是要做一點這方面的研究��！先生的話言簡意賅，令我為之一震。退而思之，越想越覺得有道理，并為自己的淺陋和愚鈍感到羞愧，覺悟到是我人文素養差，不識學術研究之大局所致。于是，下決心把研究的重心轉到青銅冶鑄技術研究方面來。其時，正好殷墟婦好墓青銅器群出土，隨后，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又出了大型編鐘群和大量青銅器。我在夏鼐先生的支持和鼓勵下，參與了諸多青銅器群的檢測、研究，和白榮金等做了為時三年的商周青銅器鑄造的復原試制。從1978年秋到1984年秋，參與主持了曾侯乙編鐘群的研究與復制，對曾侯乙尊盤這一早期失蠟法代表作進行了工藝考察和技術鑒定。這一切都源自天木師的啟迪與訓示。正如他所說：“我沒有做什么，就是給周世德和華覺明出了兩個題目，一個做造船史，一個做青銅冶鑄，這兩個題目夠他們做一輩子的。”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天木先生用隸書集杜詩寫了一副對聯，并出錢請人裱好后送給我：“文章千古事，風雨十年人。”這對我是很大的激勵。外國人喝咖啡，中國人喝茶，在聊天中得到教益，引發靈感。不涉細節，只出題目，要求你一定要把文章做好，這是老一輩的大師級學者的高明之處。王先生一輩子只帶了兩個研究生，這和現今碩士、博士的批量生產是正好相反的。
天木先生對古代科技事象的復原是有清醒認識的。早在《指南車記里鼓車之考證及模制》一文中，他就明確指出“明代之齒輪尚屬方齒制，故宋代齒輪，其形制或較明代更為古拙也”。又說記里鼓車“馭行時，所記之里數，亦不能如其原則上計算之準確”，這兩種車“不能行于坎途，更需人力隨車管理”。對水運儀象臺的運行，他亦作如是觀。證之如今日本、我國臺灣地區和北京等地所復原的儀象臺，為獲得好的傳動效率均使用現代的漸開線齒輪，那是有違科學復原準則、誤導觀眾的做法。
天木先生對自己的研究成果持謙遜和客觀的態度。他于質疑及批評從不為忤，但也不輕易改變自己的看法，而是努力改進研究思路和方法，查檢更多的文獻資料和論據，以拓展研討的深度和廣度，《科技考古論叢》所收《燕肅指南車造法補正》《張衡地動儀補說》等文即其明證。他在該書《后記》中說：“我的研究工作汲取了前人和近人的學術成果；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不斷發現新的考古和文獻材料，對現有認識加以修改和補充。”在日常交談中，他也多次提到研究工作及所用方法、技巧、儀表、工具是不斷更新的，“一篇論文能站住三十年就很不錯了”。表里一致，心口如一是天木先生的本色，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前輩學者在艱難時世所作學術成果，理應得到充分的尊重。對前人的工作橫加指斥，甚至強行撤去卓有成效的古代科技復原模型的所有陳列，是有悖于理和背離博物館工作的常規的。
承續超越，生生不息，方有學術的繁榮和持續發展。薪火相傳，教學相長才是學界的道統、為學之正道、學人應恪守的規矩。
天木先生質樸厚重，一身正氣，工作極其認真，待人極其真誠，古道熱腸，長者之風。語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以先生為榜樣，行吾心之所按，這是我要努力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