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8年1月20日，美國第45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執政已整整一年。對于美國科學界而言，這一年實在有些“驚心動魄”。
這位特立獨行的共和黨人對科學采取的種種態度與政策，造成共和黨與美國研究機構之間的關系極度失調。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失衡，并且沒有任何修正的跡象。
倒行逆施
造成這種歷史性隔閡的原因之一是特朗普在科學相關問題上的行動：在短短一年間，他退出了2015年達成的巴黎氣候協議，修改了許多環保規定，同時還呼吁大幅削減重要研究機構的預算。
此外，許多科學家對他所做的以及尚未做出的與研究有關的決定倍感震驚。繼羅斯福以來，每任美國總統都有一位科學顧問，而特朗普偏偏“不走尋常路”——截至目前，白宮仍然沒有科學顧問，特朗普也從未提名任何人來填補這個職位空缺。為此，他創下了至少自1976年起總統在第一屆任期內沒有科學顧問的最長時間紀錄。
這些事態的發展無疑讓人們感到總統及其高級顧問并不關心科學，也不重視科學為改善國家健康、繁榮與安全所作出的貢獻。如果這是真的，那將與美國兩黨世代政策制定者對科學持支持態度背道而馳。
不僅如此，特朗普對待科學的明顯漠視令許多科學家對同政府合作感到失望。美國《科學》雜志一項針對66位知名科學家和工程師開展的非正式調查顯示，有一半受訪者表示拒絕特朗普政府提供的工作機會。與此同時，4/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將考慮在為總統或者聯邦機構提供建議的高層級委員會任職。
接受調查的許多科學家表示他們“左右為難”。一方面他們希望為政府提供有關科學問題的最好的建議；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這些努力都是徒勞。
“我很難搞清楚如何與特朗普政府進行互動。”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分子生物學家Shirley Tilghman坦言。“我與前共和黨政府間的互動沒有任何困難，因為盡管我們存在政策上的分歧，但我對他們的基本誠信和對科學研究的承諾抱有信心。但我對特朗普政府沒有同樣的信心。”民主黨人Tilghman表示。
“科學家們與（白宮）合作為總統的科學預算設定優先順序并提供建議，這是至關重要的。”曾擔任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NIST）所長、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主任的共和黨人Arden Bement表示，“不幸的是，向拒絕建議、不理解或者出于個人和政治原因來歪曲它的總統提供科學建議，將是徒勞無益，而且令人沮喪的。”
“惡名遠揚”
其實，自2016年特朗普在激烈的總統大選中擊敗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之日起，很多科研人員都開始為美國科學的前途而擔憂。
“特朗普將成為我們擁有的首位反科學的總統。”美國物理學會公共事務主管Michael Lubell曾表示，“后果將非常嚴重。”
Lubell之所以有此言論，皆因特朗普對待科學的消極態度：他質疑氣候變化的科學性，認為兒童注射疫苗和孤獨癥有關，他甚至還嘲笑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是“近地軌道活動的后勤機構”等等。這些“出格”的言行讓特朗普在科學界“惡名昭著”。
他的“成名”也給科學帶來了無可避免的災難。就任后不久，特朗普簽署了一項產生廣泛影響的行政命令，即在接下來的90天里禁止7個主要穆斯林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并計劃沿著美國和墨西哥交界處建造一堵墻。他對于移民的強硬態度，讓正在美國交流的研究人員陷入困境，并且很多人擔心將不得不放棄在該國科研機構做研究或者工作的機會。
“作為一個在美國高校工作的加拿大人，重回加拿大將成為我要考慮的重要事情。”在亞特蘭大市埃默里大學研究環境經濟學的Murray Rudd在推特上這樣寫道。“這對于科學、研究、教育以及我們星球的未來都是極其可怕的。”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電化學和可持續能源節約的博士后María Escudero Escribano表示，“我想是時候重回歐洲了。”
不止如此，讓科研人員擔心的還有科研經費有可能面臨被削減的命運，而事實證明這一切已經成真。2017年3月，在2018年度的預算提案中，特朗普呼吁大幅削減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美國環境保護署（EPA）的經費。
在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完整預算報告中，人們看到的只有一片黯淡。該預算案顯示，2018年整個聯邦政府范圍內的科研項目經費前景堪憂，生物醫學、公共健康以及環境研究項目均在被削減之列。迄今為止，國會頂住了來自白宮的削減資助的壓力。
對于科研人員而言，特朗普上任的第一年絕對在很多人心中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這一年，在研究人員中引發的各種騷亂與抗議接連不斷。2017年1月，科學家加入到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女性大游行”的上萬名示威者的隊伍中。3個月后，研究人員在華盛頓集會，舉行“科學大游行”，這是全球數以百計的類似抗議活動之一。
歷史性疏遠
鑒于政府每年科學經費投入的復雜性，任何一位總統的研究政策都很難一概而論。
一方面，特朗普決定保留NIH院長Francis Collins和NSF主任France Córdova的職務，這讓許多科學家對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學術研究將保持相對不變的狀態產生期待。另一方面，特朗普讓Scott Gottlieb擔任美國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負責人，Brenda Fitzgerald出任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主任，讓Jerome Adams成為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他們通常被認為是理解并支持其所在機構工作的主流任命者。
“至少還有希望。”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兒童醫院傳染病和疫苗研究人員Paul Offit表示。盡管沒有人對特朗普的政策或者其為美國制定的宏圖大略表示贊揚，但是特朗普推出的同科學相關的一些任命對他們仍然有一定的鼓舞作用。
不過，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用人選擇仍然遭到了科學家們的譴責。比如，EPA負責人Scott Pruitt和能源部（DOE）部長Rick Perry都對他們所領導的機構肩負的科學使命懷有敵意。同時，許多人認為，特朗普選擇眾議員James Bridenstine擔任新一屆NASA局長，意味著NASA朝“政治化”邁出了一步。
特朗普在填補許多職位方面表現得極為緩慢。然而許多人認為，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的負責人之所以空缺，是因為該負責人還要擔任總統的科學顧問，這尤其麻煩。與此同時，很多人不希望被提名的是那些并不具備資格的人。還有一些人則擔心，如果總統認為自己并不需要科學顧問的話，那么這個職位可能是無關緊要的。
當然，沒有總統能在華盛頓特區決定一切。大多數國會議員已經駁斥了特朗普2018年大幅削減NSF、NIH和其他一些科學機構預算的要求。這種回應應該是一個行動的號召，曾在奧巴馬執政期間擔任DOE科學辦公室主任的哈佛大學物理學家Cherry Murray表示，“重要的是，美國科學界要加強與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授權與撥款委員會的互動，而不僅僅只是關注行政部門。”
盡管一些人認為增加的激進主義是修復科學與白宮之間破裂關系的關鍵，但是研究人員仍在爭論2017年春天的“科學大游行”的影響。有人說這是動員公眾支持的有效方法，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加劇了裂痕。
2017年11月，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國家醫學院在華盛頓特區召開了一次關于政府與學術界之間合作關系的會議，闡明了當前事態發展的可悲狀況。
其實，2008年美國科學界也曾舉行過類似的會議，彼時參加會議的科學家們對3名來自布什內閣秘書的談話表示歡迎（當時布什的政策讓很多聽眾感到厭惡）。而這一次，沒有一個特朗普政府的代表參加全天的會議，盡管有幾位是受到邀請的。毫無疑問，不出聲也是一種態度，這恰恰凸顯了他們贊成政府對待研究機構采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