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濟慈從小聰穎好學，刻苦上進，數理方面尤為出眾。中國著名的翻譯家、當時東陽中學的英語教師傅東華十分喜愛這個學生，為他取表字“慕光”，寓意希望他追求光明和真理。

   大學期間，嚴濟慈頗受著名數學家何魯、熊慶來和物理學家胡剛復教授的賞識并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因為東南大學剛成立，其他同學尚未達到畢業要求的學分，嚴濟慈因此成為東南大學第一屆唯一一位畢業生。

   1923年10月，滿懷學習國外先進科學理想的嚴濟慈，赴法國巴黎大學深造。在補習了半年法文之后，他僅用一年時間就考得巴黎大學三門主科——普通物理、微積分和理論力學的文憑，并獲數理科學碩士學位。這在巴黎大學史無前例，嚴濟慈一舉成名。

   1925年10月，嚴濟慈師從著名物理學家夏爾?法布里教授，攻讀博士學位。經過一年半的研究，嚴濟慈精確地測定出“晶體壓電效應反現象”，證實了比埃爾?居里的設想，解決了這一40余年懸而未解的難題。

   1927年春，剛剛當選法國科學院院士的法布里，在他首次出席法國科學院的院士例會上，宣讀了嚴濟慈完成的博士論文《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和光學特性變化的實驗研究》，這是法國科學院第一次宣讀一位中國人的論文，震動了法國物理學界。嚴濟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精確測定石英壓電定律“反現象”的科學家，也成為第一位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第二天，《巴黎晨報》第一版顯要位置便刊登了《新院士法布里教授和中國學者嚴濟慈》的新聞，并配有法布里和嚴濟慈的醒目照片。在那樣一個國人頗受歧視、被辱為“東亞病夫”的時代，這不僅是嚴濟慈個人的榮譽，更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

   法國一些知名科學家想邀請嚴濟慈到他們的實驗室工作，但嚴濟慈歸心似箭。在致岳父的信中，嚴濟慈寫道：“吾人學稍有進，對國家責任，亦更加加重，尤宜努力前進。”

   1927年7月29日，嚴濟慈啟程回國。在回國的郵輪上，他結識了國民黨元老、留法前輩生物學家李石曾及留法的青年美術家徐悲鴻。嚴濟慈和徐悲鴻雖是初遇，卻一見如故，特別投緣。途中，徐悲鴻還為嚴濟慈畫了一張肖像素描，并題寫了一行法文小字：“致我的朋友嚴濟慈——科學之光”。

讓科學研究在中國大地上生根

   回國后，嚴濟慈同時執教上海大同大學、中國公學、暨南大學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學。他還參與籌建“中央研究院”理化部分，任理化實業研究所（后分為物理、化學和工程三個研究所）籌備委員。

   1928年底，嚴濟慈辭去薪金豐厚的大學教職，準備再次出國留學。這次赴法，嚴濟慈決心要使自己更充實，使科學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他先后在巴黎大學法布里實驗室、居里夫人實驗室和法國科學院戈登實驗室從事研究，兩年時間里發表了7篇影響力頗深的學術論文。

   使科學研究在中國大地上生根，只有一些立志獻身科學、努力奮斗的個人是不夠的，還必須在國內創建從事科學研究的條件，培養人才、形成隊伍�；谶@一認識，1930年12月，嚴濟慈接受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的盛情邀請，回國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所長。

   兩次赴法留學，嚴濟慈與居里夫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31年3月，為了籌建中國放射性實驗室，他寫信向居里夫人求教。居里夫人寄來了含鐳的鹽樣品和放射性氯化鉛，并回信給予了熱心的指導，對籌建中的鐳學研究所致以良好祝愿，希望它“旗開得勝，并逐步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鐳學研究所”。1932年，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成立，嚴濟慈兼任所長。同年，嚴濟慈參與創建了中國物理學會。

   在北平的8年時間里，嚴濟慈以“加倍的努力與拼命的苦干”精神從事科學研究。他白手起家，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工作，在《法國科學院周刊》、英國《自然》、美國《物理評論》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40余篇。其中，嚴濟慈與錢臨照關于《壓力對照相乳膠感光性能的影響》的研究論文，1932年發表在《法國科學院周刊》，這是中國科學家發表在該期刊的第一篇論文。1933年，國際臭氧委員會將嚴濟慈、鐘盛標等精確測定的臭氧在紫外區域的吸收系數定為標準值，各國氣象學家每日用此來測定高空臭氧層厚度變化達30年之久。1935年1月，嚴濟慈和法國的約里奧?居里、蘇聯的卡皮查一起，當選為法國物理學會理事。徐悲鴻贈畫“喜鵲登梅”以示祝賀。

   嚴濟慈認為，北研院物理所和鐳學所做的研究工作，是為中國的物理學辟道路、打基礎。他為物理所的發展投入了全部心血，選聘人才，籌建實驗室，選定研究課題，培養年輕人，邀請郎之萬、朗謬爾、狄拉克、哈達瑪和玻爾等國際知名科學家講學。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物理所已經成為一個學術氛圍濃厚、科研成果豐碩、人才輩出的學術機構。

勇赴國難

   1937年5月，嚴濟慈啟程第三次赴法國，此行他有四項任務：一是出席法國物理學會理事會，二是參加法布里教授的退休慶祝會，三是作為李石曾的助手參加國際文化合作會議，四是將錢三強引薦到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深造。

   嚴濟慈到巴黎一個星期后，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南京淪陷的消息傳來，朋友們勸告他留下，把家眷接到法國。但嚴濟慈認為：“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作為一個中國人，怎能袖手旁觀。我雖然不一定能夠拿起刀槍，但我有自己的崗位，可以用自己的知識為國家、為抗戰效力。”

   1938年初，嚴濟慈動身回國。途徑里昂時，他接受《里昂進步報》記者的采訪，發表對中國抗戰形勢的看法。他說：“中國是絕不會滅亡的。中國人民的抗戰是正義的事業，不管戰爭要持續多久，情況多么險惡，最后的勝利必將屬于中國人民。作為我個人來說，我將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我雖一介書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萬萬中國的讀書人一起，為神圣的抗戰奉獻綿薄之力。”

   嚴濟慈的抗日言行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給他和尚在北平的家人帶來了危險。他臨時決定從香港上岸，經越南到達昆明。經過考察，嚴濟慈決定將北研院物理所遷到昆明遠郊的黑龍潭。

   從北平到昆明，南北縱橫幾千里，途中不時有日寇的飛機轟炸。在國家存亡的危難時刻，嚴濟慈帶領物理所全體人員以為抗戰服務為重，全力從事軍需用品的研制和與國計民生相關的應用物理研究工作。在黑龍潭的破廟和簡易平房里，嚴濟慈親自動手研磨鏡頭、測量焦距、裝配檢驗。在他的領導下，物理所生產了1000多具無線電發報機穩定波頻用的石英振蕩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500臺1400倍顯微鏡、200架水平經緯儀、50套縮微膠片放大器等，供前線抗戰和后方醫療、科研教學使用。這是中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批光學儀器，為抗日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3年11月，因為發明磨制晶體新方法對國防科學頗有貢獻，嚴濟慈獲得“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頒發的獎狀。1946年夏，因在抗戰期間的卓越貢獻，國民政府授予嚴濟慈抗戰勝利三等景星勛章。

為新中國的科學奠基

   1948年4月，嚴濟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9月，嚴濟慈赴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正處于崩潰的前夕，高官政要紛紛逃往臺灣。會議一結束，嚴濟慈立即返回昆明。目睹國民政府的腐敗，他堅決不去臺灣；他也無意出國，因為他的根在中國。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嚴濟慈舉家從昆明繞道香港回到北平。9月初，已內定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到北研院物理所看望嚴濟慈，邀請他參加中國科學院的籌建領導工作。面對已經展現的發展科學的宏偉前景和已經到來的重回實驗室的機遇，嚴濟慈十分猶豫。他說：“一個科學家一旦離開實驗室，他的科學生命也就從此結束了。我希望您另覓人選，我也不擅長這方面的工作。”但郭沫若卻說：“倘因我們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萬的人進入實驗室，豈非更大的好事！”12月，嚴濟慈出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全力投入中國科學院的籌備工作。

   1950年6月，中國科學院將“中研院”物理所與北研院物理所合并，重組為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1958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嚴濟慈擔任首任所長。

   1952年起，嚴濟慈先后擔任了中科院東北分院院長、中科院副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中國科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重要職務。

   1979年，嚴濟慈和李政道聯合發起、領導創建為中美聯合招考赴美物理學研究生項目（CUSPEA）。該項目歷經九屆，共選拔915人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培養了一大批高層次人才。1985年，嚴濟慈為CUSPEA留美同學題詞：“勇于好高騖遠，善于事實求是，勞筋骨、苦心志，多做創造發明。為祖國繁榮昌盛、世界和平安定而獻身！”

光榮入黨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科學的春天再度來到。一個早年的愿望在嚴濟慈的心中蘇醒了，那就是“爭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1979年底，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嚴濟慈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鄭重地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在申請書中，他發自肺腑地寫到：“我今年已經79歲了，才寫志愿書申請加入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我在黨的教育和領導下參加革命工作，已經整整30年。我比我的法國老師之一保羅?朗之萬教授于1945年出獄入黨時還晚6歲。所有這些使我不能不感到慚愧。我雖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沒有遲暮之感。我爭取要做一個共產黨員，求得光榮的歸宿。”

   1980年1月26日，由郁文、秦力生介紹，80歲高齡的嚴濟慈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感慨萬千的嚴濟慈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入黨》的文章，他滿懷信心地寫道：“我的信心更足了，信念更堅定了。我要更好地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獻給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正如他的名字“慕光”一樣，嚴濟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愛科學、愛祖國是他矢志不移的信念。他是一束永恒的科學之光，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所志辦公室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