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當導師要求在她的辦公室與我談話時，我以為她是想討論可能關閉實驗室的計劃。實際上她說的話讓我大吃一驚：她正在將實驗室搬到一個新的機構去。我可以選擇和她一起去，改變我的生活，但繼續從事我喜歡的科學工作——或者我可以留下來，找一位新導師，并保留我最初的項目。“不管怎樣，你都能拿到博士學位。”她安慰我說。她強調，無論我做出什么決定，她都會竭盡全力支持我。盡管如此，在我攻讀博士學位兩年半的時間里，我還是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難題。過去聽到其他同學也有類似的情況時，我總是想，“我很高興那不是我”。如今，輪到我了。

   我最初的反應是沖動的。當導師告訴我她要去的那家備受推崇的機構的名字時，不到30秒我就決定搬。“我喜歡導師和我的項目。”我想，“我會轉學，然后把新學校的名字寫在我的簡歷上。”我只想著自己的職業生涯。

   幾天后，我開始面對現實。我意識到，自己應該以當初選擇博士學位的方式來做這個決定：如果我跟著導師一起搬，那必須適合我的職業抱負和個人生活。搬家對我的另一半有何影響？我的助學金在一個生活成本更高的新城市是否適合生活？我們住在那個新城市會開心嗎？我真的想轉學、重新開始自己的博士生涯嗎？隨著每個新問題的出現，我變得越來越不確定。

   我不想讓自己的懷疑給導師帶來負擔。畢竟，我已經同意搬了，而她也已經在竭盡所能為我提供住宿，包括給我的另一半——也是一位科學家——提供了我們團隊的一個研究助理職位。所以，我淡化了自己的擔憂，并在例會結束時打消了這些擔憂。我一個一個地提到它們，總是以“我沒那么擔心……”開頭。但我確實很擔心，這種方法讓我對每個未知的細節焦慮了好幾個星期。

   最終，在朋友、家人、我的另一半和導師的幫助下，我決定堅持搬家的決定。但這并不是挑戰的結束。起初，我以為轉到新機構會很簡單。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課程和教學要求，導師的新部門認為我應該能夠無縫地融入。因此，當我預期的項目確定我需要重新參加資格考試并完成幾門課程和一項新的教學要求時，我陷入了困境，這可能會使我的研究生學習時間至少增加1年。

   最后，我決定在新學校做訪問學生，但我還是從原來的學校獲得了學位。不過，同時就讀兩所學校也有弊端。我每天都想念自己的朋友們，作為一名四年級的學生，在疫情期間試圖在一個新城市里建立一個社交網絡感覺是不可能的。我偶爾會經歷一波又一波的“冒名頂替綜合癥”，認為自己不配進入這所新的、更有聲望的機構。處理管理細節的電子郵件鏈很長，通常包含一些類似于“我們以前從未有學生擔任過這個職位，而且還在學習”的內容。當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是這里的學生嗎？”這樣的問題時，像接種由大學資助的流感疫苗這樣的簡單任務就會變得復雜起來。

   盡管有這些挑戰，我仍然相信自己做了正確的選擇——對我自己而言。如果你處于類似的情況，我不能說你應該完全按照我所做的那樣做。我所能說的是，你應該努力找到一個在專業和個人方面都適合你的解決方案。記住這一點會有所幫助，正如我的導師向我保證的那樣，不管怎樣，你都會獲得博士學位�！�

Jessica Toothaker是匹茲堡大學醫學院的博士生，也是耶魯大學的訪問學生。請將您的職場生涯故事發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70.6519.1006

鳴謝：“原文由美國科學促進會（www.aaas.org）發布在2020年11月20日《科學》雜志”。官方英文版請見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70.6519.1006。